张晋藩：求真 求实 求新

　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1984年考入张晋藩先生门下◆■◆■★，他清楚记得，张晋藩培养学生才识的两项独特方法◆■★■■◆：其一，要求学生广读博览，不仅要读专业之书■◆★■■，还要读邻近专业及其他专业的书★★★。对非专业的书，先生要求浏览快读◆◆★★◆■，以开拓视野；对本专业名著■◆★■、典籍■★■◆，先生则要求学生必须读而有思■★■■◆◆，思而有感，感而有发◆◆■■，写出读书札记，并在每星期听先生授课时依次发言◆◆；其二★■★◆，先生在讲课时设一题目，然后辩难◆◆★■，争议激烈处★■★，先生也常常直接参与其中，最后由先生总结点评，若仍不同意先生之意见■■★，可在会后再行交谈★◆★。

　　75年后◆◆★◆，2024年9月，张晋藩被授予“人民教育家◆◆★”国家荣誉称号，又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接受嘉奖。19岁时懵懂稚嫩的他或许未承想到，95岁的自己能取得如此卓著的学术成就；而95岁的他，也会怀念19岁时踌躇满志的自己。张晋藩说：■★■★◆“衷心感谢党和国家的无私关怀和培养★◆■，使我在求学路上能不断克服困难、探索新路■■★★◆。”

　　各专业领域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往来日益频繁★◆，以日本为代表的法制史学者也开始逐渐融入这一交流大潮，开展交流合作■■。1978年★■■◆，日本法制史学者滋贺秀三◆★、岛田正郎来华访问，1979年■★■◆，美国学者爱德华兹与蓝德彰亦相继来访，均与张晋藩先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。但是，有一个细节却深深刺痛了张晋藩：这些外国学者透露★■■■★，1979年以前，全球已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◆★■，日本、美国、意大利学者均有参加，却从未邀请中国大陆学者。他们不知国内还有张晋藩这样的法制史学者，更无从了解国内的学术研究水平。谈及此事，张晋藩很是失落，他深刻意识到，作为中国法制史学发源地，我们的研究却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。尽管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热忱值得鼓励◆★★，但“作为中国人■★■★★◆，我们更应深切感受到肩负的责任与使命。”张晋藩的话语中带着坚定。

　　“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”，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最佳★■◆◆■◆“注解”。张晋藩初登讲台时，正值学界机械照搬苏联治学方法的时期★■★★■★。中国法制史在当时按照苏联的学术习惯被称为“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■■”■★，并按照苏联教科书范例分为经济概况、阶级结构、国家制度、法律制度四个板块，通称“四段论”■◆◆，形式上各自独立◆★■★■◆，各章节间缺少内在联系。◆★◆■“这般松散如何能成体系？在以后我编写的《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》中◆■★■★■，力求避免这种结构。”张晋藩感慨道。

　　张晋藩，1930年7月出生于辽宁沈阳，祖籍山东烟台，著名法学家，法学教育家，■★■◆★◆“人民教育家”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◆◆★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。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学术研究，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■◆★◆★◆，研究领域涉及部门法史、民族法史、专题法史、法文化史等。主编《中国法制通史》《中华大典·法律典》《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》，展示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面貌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。他还创造了多项第一：招收培养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、第一届法学博士留学生，创建并主持我国首个法律史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★★■。在创建法学学科体系、课程体系、教材体系等方面◆■★■◆，亦作出开创性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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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研究的深入，1985年，张晋藩在《政法论坛》发表《论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，提出了中国古代民事立法的主要发展阶段和时代特征。1988年，他又发表《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》，继续阐发与完善这一观点★■■★■。至1999年《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》一书出版时，“‘诸法并存◆★◆■■◆，民刑有分’◆◆★■，已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◆■■★◆。”张晋藩欣慰地表示。

　　作为新入职教师■★，张晋藩很快遇到了自己的“偶像■◆★◆★”。一次，何思敬先生让他去东单小雅宝胡同邀请侯外庐先生为教员授课。■■★“侯先生提到‘革新■◆■★’的重要性，即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■★◆◆■，所谓◆◆‘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◆★★◆★’◆■★◆★■，这对我后来治学很有影响。侯先生讲学时我始终陪同往返■■◆◆★，我当时暗下决心◆◆◆★★◆，今后也要努力成为像侯先生这样受人尊敬的学者★★■◆。◆■◆★■■”张晋藩告诉记者。

　　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、广阔的学术视野，亦浸润于其育人之道中。1983年7月◆■，张晋藩正式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研究生院工作。“兼容并包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智慧和分辨能力，所以★★■■★■，我通过组织导师组，一展各家之所长，使学生接受多方面教诲。”张晋藩告诉记者，他积极组织校内外教师建立导师组，以加强指导力量。当时为研究生们聘请的校外导师，几乎涵盖了我国高校法律专业各学科带头人■★■◆，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王铁崖、张国华、王永兴■◆■★◆■、蒲坚，中国人民大学孙国华、高铭暄、佟柔、曾宪义等等◆■◆。

　　那是1949年10月1日★★◆■★，早上7时许★■◆★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同学们列队走出校园，一路高歌前行，19岁的张晋藩心里满是感动，“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甜的”◆◆。大家步伐轻快，约莫中午时分，就从颐和园的校址走到了。“我们等啊等啊，一边等一边期待着，下午三点，广场上的广播响起来了，尽管天空中的云层依然很厚，但是很快我们听到了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。开国大典开始了，我一直努力忍住眼泪，直到毛主席庄严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★■★◆■★，我的眼眶顿时盈满泪水■★。”张晋藩对记者讲述★★◆◆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。

　　历时十九载★■★■◆，其间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★■★◆■■“如编写力量的组织、经费的筹措与分配、出版的奔走与要求等，都充满意想不到的困难，如果稍微动摇，这部书就成为泡影了◆◆■★★。驱使我为此书坚持不懈奔走呼号的，恰是根植于心的历史使命感。发展中国法制史学是我们肩上的共同责任★■。我个人无论治学、做事皆秉持此道■★，始终葆有审慎的使命意识与锲而不舍的韧性品格。★★■★”张晋藩这样总结■★。

　　如今■■■◆，张晋藩先生早已著作等身，编著的书籍逾千万字■■■★■，其中积淀必然自读书来。书不仅要读，还要慢读★◆◆◆、精读、写读书笔记。1950年9月，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后★◆，组织调张晋藩攻读“国家与法权通史”（即今之外国法制史）研究生，他心里很是高兴。当时法律系20余名研究生分为6个学习小组，张晋藩被推选为组长。他与另三名法制史专业学生同住在细瓦厂胡同六号院内，除了去铁狮子胡同1号上“联共（布）党史”“政治经济学”等大课外，其余时间都在宿舍自学■◆。★◆“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很多■★★■◆◆，每周检查一次◆★◆，不用功是不行的。”张晋藩回忆说◆◆★◆，作为组长，他每周一早课都会向全组成员公布其精心制定的读书计划，详细列出书名、页码◆◆◆、详读◆★◆■★■、略览的不同要求，以及读书笔记规范等。

　　1961年初，张晋藩开始编写《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》的古代史部分，真正践行了◆■★★★◆“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”理念。在结构上，他突破了苏联教科书的★■★■◆◆“四段论”框架；在内容上，将重点转向法律制度的叙述◆★■★，改变了此前常用的“以国家制度为主，以法律制度为辅”的文本格局■★。该讲义关于法律制度的叙述文字占比超过三分之二，不仅在篇幅上凸显了叙述的“法制”特色，更对特定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、具体的阐释。这本讲义后来被全国各大学法律系普遍采用。

　　与之并行的，是他在法制史领域的深耕细作，不仅研究民法史★★、刑法史■★★◆■、行政法史■★◆◆★、监察法史等主流领域，更开拓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等空白地带。这些领域的研究资料极难收集，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◆■★■★，张晋藩仍依然坚定选择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“就像居里夫人，她不断地溶解◆◆★◆★、提纯，最后才发现了镭。在我看来，学术就是需要这样的韧性。”张晋藩如是说。

　　正当编写组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之际◆★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◆★◆■：这部鸿篇巨制规模庞大、周期漫长，彼时还遇到出版社改革，导致书稿出版陷入僵局◆◆■。三部已完成的书稿积压在张晋藩手中■★，研究工作被迫中断。1997年，他找到法律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贾京平，希望将已成熟的三部书稿发行出版■★★■。“贾社长思考了一下■◆■★◆■，问我能否一次性出版十本全集，这样影响大，我大喜过望。★★◆◆■★”每每忆起当时场景◆◆■★，张晋藩依然会很高兴。

　　今天，已是鲐背之年的张晋藩，仍然坚守在教书育人第一线，带领研究生持续开展法律史相关的开创性工作■■■■◆★，分秒必争■★。他的新愿望是与法律史学界同仁们一道■★◆◆，编一套中国古代教育法律史。“今天，我们后辈人才充足★◆◆★，一代代学生茁壮成长，这套书编起来难度不大。◆★■”谈到此处，张晋藩当年“留待首发式◆★■■★”的勇气依旧磅礴浩荡。

　　他深情述说当年之美味：到北京求学后，第一次喝到了西红柿鸡蛋汤；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后◆★★◆，面对很多南方同学吃不习惯的高粱米饭◆★★■◆，他却从不挑食，甘之如饴■◆★◆★；更难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，语重心长的嘱托：同学们★◆◆■，国家困难的时候★■■，你们在这里读书，吃小米，国家情况好转的时候◆★■，你们要出去工作……所以，诸君一定要珍惜时间、努力学习★■■。

　　“尤记得临睡前，父亲常常讲《三国演义》，过五关斩六将★■■◆◆◆、七擒孟获等故事扣人心弦■■◆■★★。”张晋藩回忆道★◆★■★■，父亲重视教育★◆◆◆，书柜里装满历史小说等书籍，还有国内外名人传记等书籍。除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英雄传》之外，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《饮冰室文集》等著作也为幼年的他提供了精神滋养。初中时，《居里夫人传》深深打动了他◆★。居里夫人在简陋环境中，从沥青铀矿提炼出镭的壮举，让年少的他领悟到，“做学问也大抵如此，不怕苦才有收获”◆■★★■。

　　治学途中，每逢陈景良困顿无措之际★★，身为人师的张晋藩自有破解之策。■◆◆◆“先生曾把他珍藏了数十年、用一大牛皮信封装着的几十张纸条交给我，封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：法史偶思。启开视之■◆★★，纸条颜色不一，大小相杂，有的是稿纸◆★◆，有的是信纸，还有两张醒目的纸条，一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介绍信，一是兰州饭店的菜单，它们的背后密密麻麻地写着先生读史的片思与心得。原来这些都是先生在外出旅行的茶余饭后，对法史进行思考的记录■■◆■◆★。我想★■■，这片片小纸如同天空中的朵朵云霞◆★■■★，一旦汇入先生的大手笔，将悄然蔚出。一篇篇大文章就是从这不经眼的小纸条里诞生的。”

　　张晋藩：求线时许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同学们列队走出校园，一路高歌前行，19岁的张晋藩心里满是感动★■◆★◆★，■★■◆“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甜的■■★”。中国法制史的理论框架从讲义撰写、论文发表开始逐步形成，与此同时■■■★，编一部《中国法制通史》的构想也在张晋藩心中萌芽。为扭转这种局面，张晋藩倡议集全国之力编写多卷本《中国法制史》，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牢地锚定在中国。